【背景】“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。”4月中旬，在华中科技大学做“科学精神与实践”讲座的北京大学原校长、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如是说。

　　许智宏认为，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有3个标准：一是有从事一流研究工作的国际知名教授；二是有一大批影响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；三是培养出一大批为人类文明作出很大贡献的优秀学生。

　　“如果满足这三个条件，才能称之为世界一流大学。”许智宏表示，虽然莫斯科大学的校长，还有季羡林教授都讲，北大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了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

　　许智宏介绍，现在的北大与耶鲁相比，论文数量上的差距不是那么大了。但中国整个大学的软环境建设，都没法和国外一流大学比。中国在这方面和世界一流大学相差“很远，很远”。他更表示，“一流大学是拿钱堆出来的。”

　　中国真的没有一流大学吗？中国大学被排在“一流之外”，除了投入不足之，还有什么原因？中国大学距离世界一流大学，究竟差在哪里？

　　上海交大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，把中国大学整体发展现状与世界大学的发展比较，结果令人遗憾，尽管中国一直在加快建设一流大学，学校本身也非常注重一流大学建设，但“结果可以说是南辕北辙”。

　　“中国的确没有世界一流大学，甚至严格一点说，中国连真正意义上的大学都没有。” 熊丙奇认为，评价一所学校是否是一流大学，应当具有国际视野，不能惟数字指标。

　　目前国内对于“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”有很多研究，普遍倾向于采取数量指标体系，将一所学校教师的论文、科研成果，学校培养的人才所获得的著名奖项（比如诺贝尔奖）、学生的规模与结构（研究生所占比例、留学生所占比例），实行打分排序。

　　但实际上，关于世界一流大学，除了这些外在指标，更应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首先，能够培养一流的人才。尽管关于一流人才也有不同的定义，但一般来讲，一流人才要满足为社会做出杰出的贡献这个基本条件。

　　其次，应当做出一流的研究成果，具体表现就是在基础研究领域，取得原创性、突破性的学术研究成果，在应用领域，则积极服务社会经济发展，能够促进产业发展，具有持续创造活力。

　　最后，世界一流大学的校园文化，这是由学校的制度、校园环境，校长、教授和学生的言行共同形成，对社会文化起到公认的引导作用。也就是说学校有自己独特的灵魂，有自己的精神和品格、学术尊严、学生素质都能得到社会的肯定。

　　熊丙奇表示，中国教育研究者们所言的一流大学，更看重“形似”，而非“神似”，不关注或者说也无法关注大学精神实质。因此只能通过论文发表数量、人才培养规模、教师本身教育背景等指标衡量学校质量。

　　而按照这种评价方法，的确可中国得出大学正逐渐向世界一流大学靠拢的结论：论文更多、教师中博士学位获得者更多。但实际上，这个结果“可能过于乐观”，如果考虑到学校的制度、文化以及其他“软实力”因素，结果就会有很大的偏差。

　　此外，如果过分依赖数量指标评价一个大学的好坏，很可能会造成学校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学校规模上，也就是像许智宏所说的，“过于急功近利”。实际上，中国大学的当务之急并非从数字指标上向一流大学靠近，而应当将注意力放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上。

　　他强调，所谓现代大学制度，简而言之，就是学校自主办学，学术自治、教授治校、学生自治。唯有如此，才有希望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。如果国内大学无法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，那么“即使再过去50年，我们仍将没有世界一流大学。”

　　这是一个基本判断，熊丙奇表示，如果这一点未能被教育管理者，大学办学者及教育研究者认识到，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方面，我们将会走很长一段时间的弯路。从这一意义上说，“我们还未踏上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起点。”

　　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》已明确提出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，但熊丙奇认为，这里的“现代大学制度”与世界一流大学秉持的原则“仍有相当大的距离”。《纲要》中强调的主要是依法办学、自主管理、民主监督、社会参与，但没有明确学校的举办者、办学者、教育者、受教育者的权责界限。

　　建立现代教育制度，首先要明确相关各方的权益，并加以保障，这也是对大学管理制度改革的新挑战。

　　目前政府作为学校的举办者，尽快厘清自己的责任与应当扮演的角色，以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；应明确大学行政管理人员的行政权空间，即做到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；学校的教授享有何种程度教育权与学术权的独立性；对于受教育者，也就是广大学生，应当具有什么样的选择教育、评价教育的权利。